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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嫡系四个德式师简介及抗战历程（上）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gcd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gao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gmd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武器装备
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
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sfh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sfh18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个人装具
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编制序列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一）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二）师辖2个步兵旅：
旅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营辖3个步兵连：
连辖3个步兵排：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全师总兵力约1.4万人。
附：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军中翘楚
即便是在接受德国顾问指导与训练的部队中，德国顾问的参与程度也有深浅轻重之分，有的师全师上下只有一名德国顾问！在所有部队中，接受德国顾问指导最多，德式装备最齐全，训练最充足的莫过于教导总队、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这四支部队了。
教导总队，全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顾名思义就是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部队，在国军中属于示范部队性质。中央军官学校前身就是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革命时期东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黄埔学生军，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走上事业顶峰的开始，所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历来是青睐有加，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战术训练、最先进的部队编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军校来进行实验，而中央军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来的传统，维持着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团级步兵教导部队与若干连营级特种兵教导部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正式组建了一支编制为两个旅六个团的教导第2师，这是早期中央军校教导部队的鼎盛时期。这个教导第2师几乎将中央军校的所有新锐武器都收入帐下，其所属特种兵包括两个炮兵团，也就是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战车队，可以称得上是虎贲满堂，在整个中央军之中，教导第2师的战斗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1师，而日后在抗战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第4师就是在教导第2师的基础上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计划下，中央军校正式开始编组教导总队，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官兵主要从原教导第2师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连、骑兵连和军校警卫部队中抽调的精兵强将。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总队长唐光霁少将，出身于西北军，毕业于著名的保定军校，之所以选择唐光霁，完全是因为他科班毕业，尤擅部队训练，而且北伐之后一直在中央军校任职。副总队长朱宗海，曾任教导第2师参谋处处长，原是中央军校的炮兵教官，他负责主持总队的参谋业务。所属两个步兵营主要用于编制试验，炮兵连装备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装备的具体应用，工兵连配备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骑兵连则鸟枪换炮，改装摩托车。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总队长，1932年9月保定军校6期毕业的高级教官章履和接任总队长。在此期间教导总队都只是纯示范性的实验部队。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情况才得以彻底改观。教导总队成为一支野战部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和张坤生，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与桂永清是同学。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主任温祖诠），副官处（主任张炳东），经理处（主任王汉英）。部队扩编为第1团，下辖步兵三个营，团直属炮兵连和通信连，团长由周振强兼任。总队直辖军士营、特务连、骑兵连、工兵连、通信军士连、军官教育队、卫生队、军乐排和汽车队。总队扩编后调防南京孝陵卫（现南京理工大学所在地），位于钟山南麓，国民政府强令搬迁了六个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导总队的大本营。
1935年1月25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举行授旗典礼，蒋介石亲自到场，并对全体官兵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为正式的战斗部队。
1936年教导总队再次扩编，成为三团制的师级部队，并增设参谋长一职，由符昭鶱担任。下辖第1团（周振强）、第2团（胡启儒）、第3团（张坤生），总队直属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育总队、军乐排、修械所，并被列为1935年第一期整训部队。
1937年9月，教导总队一部参加淞沪会战。同年11月奉军政部命令扩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甲种师。所属六个团中，三个团（第1、3、5团）已完全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南京保卫战中教导总队损失惨重，余部退到汉口后进行整编，与戴嗣夏第46师合编重建为三个旅六个团制的第46师。
铁卫禁军
第36师、87师和88师是一脉相承的兄弟部队。在中央军里，既不是胡宗南第1军系统，也不是汤恩伯第13军系统，更不是陈诚的土木系，而是出自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标准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扈从部队。
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六个团）。就这样紧随着蒋介石的地位攀升，他的警卫部队也完成了从卫兵队、特务营、警卫团到警备师的四级跃升。此后，警卫部队编制又多有改动。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原警备师所属第1、2、5团改编为警卫第2旅，原教导第1师所属第1、2、3团改编为警卫第1旅，原警备师第3、4团改编为警卫师特务第1、第2团，原警备师所属第6团被裁撤，人员编入各部。此时的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
第87师师长张治中，副师长王敬久，参谋长徐培根。
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
而第36师与上述两师有着极深厚的渊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师和88师两个师的补充旅共四个团基础上，组建了第36师，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矩。
由此可见，这三个师的前身都是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一直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蒋介石器重与信赖的部队，就如同是古时的禁卫亲军，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式训练的美事，自然就无可争议地落到了这三个师的头上。
这三个师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军校教导师时代，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教导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当教导第1师与警备师合编成警卫师后，德国军事顾问也就跟随教导第1师来到了警卫师。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三个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担负重任。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蒋介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蒋介石发生了争执与冲突，这三个师在德国顾问心目中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