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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
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
田陈则收买人心。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而且如前所述,这还要拜楚人的错误所赐。他们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吴人的日新月异?[4]
但即便如此,吴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更无礼乐可言,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5]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讨伐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诸族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过,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跳了龙门的越国同样难逃一死。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9]
这实在意味深长。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
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前541),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24]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