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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
他即位时,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
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
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1]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2]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3]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如果伐郑成功,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5]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