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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案件，两条人命，各有心思的君臣。
闹得最后，内阁首辅下野，总参谋长被罢。
天底下的人都觉得皇帝是不是老了、昏聩了，这是什么滔天的案子吗？是需要如此大动干戈甚至不惜动摇国本的案子吗？
三五计划还在推行、西北、西南都在打仗，这个节骨眼上把杨士奇和朱棣踢出中央，只是为了给老百姓出口恶气？
爱民如子、为民伸冤不是这么来的。
这不是治国，这是戏曲舞台上的过家家。
没人能读懂朱允炆的心，只有当时在谨身殿的几名内阁阁臣。
这起案件中释放的政治信号是极其多的，绝不只是案件本身朱高燧醉驾撞死路人这么简单。
案件只是一个引子，引出来的是皇帝、内阁、新旧官僚体系转换对整个正在进行蜕变中国家的行使统治方式是否需要改变的反思。
杨士奇搬出了他的内阁首辅大院，这个他居住长达十四年的家，踏上了返回江西老家的归途，而在离开之前，杨士奇如愿等到了许不忌，并与后者聊了整整几个时辰。
在自家那颗巨大的榕树下，那个十几个春秋中一直陪着杨士奇在政治、宦海中沉浮经历国家沧桑巨变的遮天大树。
想要搞明白朱允炆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需要复盘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参与进来的人物。
朱高燧行凶对整个国家来说简直是小到近乎微乎其微的案件，也根本不是这次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所以朱高燧这个引子反而是存在感最低的，没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出场的人物，也是这起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应天府尹王雨森。
整个案件中，王雨森的表现没有值得加分的地方，也同样没有减分项。
当他得知案件的第一时间，杨士奇、许不忌、朱棣、徐辉祖都到了，这四个人联袂到场，相当于是整个大明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都到齐了，下一步如何走已经不是王雨森说了算的。
就好比包拯铡驸马案，姑且咱们当他是真的，那老百姓看到的永远都是最终结果，也就是陈世美血洒狗头铡，正义得到伸张，坏人伏法。
那身背后的事，便是包拯代表的宋朝士大夫阶级跟赵家王朝的皇权角逐和交互，没有任何人知道赵家到底跟士大夫阶级达成了哪些默契，最终交到包拯手里的，就是将陈世美处以死刑。
所以，包拯只是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同样的性质，王雨森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份量，他没有任何的资格再来插手这起案件的走向，所以当朱棣问他事犹可为否的时候，王雨森该出主意出主意，却没有上赶着把这起案件快速办结，而是说了一句‘拖个三五月’。
拖个三五月，傻子都不会相信皇帝不知道。
所以这个球踢给皇帝了，王雨森也提醒了一句‘可以办，但前提是皇帝不知道。’
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朱棣，这个案件最终还是要闹到御前，所以你找我想办法没有任何的作用，搞不定皇帝等于白扯。
在这种势必造成极大影响力的案件面前，王雨森作为一名官员，展露出来的政治立场不明确，唯唯诺诺和中庸两边倒。
既帮助朱棣出了主意，又表态自己没本事定案，要等你们搞定皇帝才行。
能搞定皇帝，还要你这个主审官做什么？
王雨森的表现跟杨士奇、朱棣、许不忌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当场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支持的观点，只有王雨森选择了中庸。
这也是为什么杨士奇在离开前会说王雨森。
“你跟许不忌同出常熟，但你比起他来差远了”
而在最后，杨士奇感慨自己要退了，文华殿当属许不忌，是隐晦的预感到了结果，所以王雨森心中当然懊恼，有做包拯的机会而没做，本该旗帜鲜明的支持跟他一样同出常熟的许不忌而未支持。
那么对于朱允炆如何知道许不忌大闹应天府这件事，其中谁告的密是不是就清楚了？
紧跟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杨士奇和许不忌两人的表现。
两人在对待这起案件持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杨士奇主张朱高燧有罪而非大罪，可以酌情宽赦。
许不忌则主张应严惩。
这两个人哪一个是大理寺的法官？哪一个是从事法律领域的主管官员？
两人一个是堂堂内阁首辅、一个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两人都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明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根本不需要去分析法律层面是否严惩和宽赦其中的度，他俩只是拿这种主张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杨士奇的政治立场还是以稳为主，认为当一件事情牵扯到了国家层级的时候，能宽则宽，能过则过，切忌大动干戈，波及瓜蔓。
而许不忌的政治立场就是激进，坚持一狠到底，办事办绝。
大明正在经历中国几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恢弘王朝的前进过程节点中，需要寻求对旧有的行使统治方式进行新的改变。
两人一者提倡‘水至清则无鱼’，一者提倡‘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杨士奇诘责许不忌‘人至察则无徒’，隐晦的提出如果法办朱高燧，万一将来朱文奎、朱文圻等皇帝的亲生儿子犯了罪怎么办，你还能逼着皇帝去杀吗？
而许不忌则回答‘皇权不出宫，太后要什么面子？’
已经是正面回答了杨士奇的问题，大明的太后可就是被皇帝生生气死的。
皇帝已经在亲情和国家中做出过抉择，所以他许不忌不怕。
两人之间各有各的政治主张，却用对案件的不同支持观点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看似是让皇帝选择支持两方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让皇帝来选择下一任内阁首辅和确定大明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皇帝如果支持杨士奇，那么许不忌就失去了皇帝的圣眷，喜欢上纲上线得罪了如此多同僚的许不忌但凡聪明，要不得几天就会上表病辞。
同理，朱允炆如果支持许不忌，那么杨士奇的观点就是一种对犯罪的纵容与袒护，被罢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细节就出现了，两人都发表了观点，将选择题交给了朱允炆，朱允炆纠结了，一共叹了两次气。
最后选择蹲在朱棣和杨士奇的中间，注意，是朱棣和杨士奇的中间而不是杨士奇和许不忌的中间。
问了这么一句。
“四叔，杨阁老说您已经取得了被害者的谅解，谅解书带了吗？”
皇帝不知道朱棣连夜的活动吗？
当然是知道的，但皇帝还是这么问了。
这就是一个台阶。
朱棣只需要顺着话接下来，那么皇帝这个问题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和正面的回应，皇帝也就可以顺坡下驴。
“既然取得了谅解，说明杨阁老说的有道理，燕王已是知罪、悔罪，并积极协调各方对伤者进行诊疗，加上死伤者家属的谅解，召大理寺卿高肃来，看是否具备法定的宽恕开恩条件。”
一个郡王犯罪，亲王和国公不停的上门道歉，巨额赔偿加上犯案的郡王被判终身刑期。
就这个处罚的结果传遍天下，老百姓哪个不得夸皇帝爱民如子？
这已经是顶了天，连想都没想过的伸张正义了。
案件到了这一步，杨士奇已经是胜券在握，许不忌自然是濒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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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终究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人了，他老了，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开始有心顾及亲情，做事不在如年轻那般一狠到底了。
有些事情上，能让步的地方，皇帝选择了让步。
朱棣跟着朱允炆十几年，是亲身可以感受到皇帝的心态、性格上的转变。
这个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扛着大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皇帝，终究也是个肉体凡胎，不是神。
全面依法治国，保护这个国家可以有章有程的走下去是皇帝的梦想，而现在皇帝却迟疑了，动摇了自己的梦想。
于是，朱棣做了一个抉择。
放弃自己儿子的生命、也放弃自己，成全皇帝对这个国家所有的爱。
也用这种方式告诉朱允炆，不仅仅只有皇帝一个人爱这个国家可以付出一切，他朱棣也可以为了大明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所以杨士奇傻了眼。
杨士奇只是大明的官，思想中还是旧有官僚士大夫阶级的思想，那就是国家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国家，他们都是臣子，食着君禄操心君事罢了，其他的跟他们没关系。
但朱棣的选择也是在告诉朱允炆，有的路一旦走上去就没法回头。
做皇帝，就一定要做孤家寡人！
朱棣放弃了朱高燧的性命，同时也放弃了继续陪伴朱允炆走下去的机会，将来这大明中央，皇帝注定是越来越孤独。
所以朱允炆非常的失落，步履蹒跚的缓缓离开。
这起案件尘埃落定，杨士奇因为错误的政治主张被罢免，朱棣的主动请辞被朱允炆允了下来，许不忌如愿以偿的登顶大明政治山峰的巅峰。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朱允炆免去了朱棣武英殿大学士、总参谋长两个职务，而这两个职务在一到两年后朱棣是一定卸任的。
也就是说只是早晚一两年的区别。
而朱棣宗人府宗正、大明燕王的王爵是一概没碰。
而这两个头衔不是国的职务，而是家的职务。
皇帝免去了朱棣在大明的一切，却保留了朱棣在朱家中的一切。
就是告诉朱棣，你是朕的四叔，是朕的亲人。
这才有了朱棣的痛哭出声，他哭不是因为皇帝恩赦了他，而是心疼朱允炆那一刻的孤独。
再看朱高炽和夏元吉两人的话。
夏元吉可以喊出国家之事甚巨，不可如此的劝阻，而朱高炽身为朱高燧的亲哥哥，是不该阻拦的。
朱高炽本应该说的话是‘臣管教弟弟无妨，请陛下赐罪。’而不是出言阻拦，意图袒护自家亲人。
尤其是在自己父亲都已经被罢职的情况下。
朱高炽跟夏元吉的默契，就是希望朱允炆收回成命，也不要让自己最终走成一个孤家寡人。
这一点上，朱高炽多次跟朱棣说过，心疼朱允炆这十几年的一路走来。
而最后，朱允炆在顿住身影后，选择了踏出那坚定的一步。
断了纷扰的杂音，踏碎了所有的优柔寡断。
既已许国，再难许家。
有的路，走上了就没法回头。
这些事情也已不重要了，杨士奇最终和许不忌完成了政权的新老交替。
两人在大榕树下郑重握手。
“十四年弹指一挥，多少风云染秋黄。”
杨士奇苦笑一声：“我也十四年没回江西老家过年了，今朝得偿所望，还有些近乡情怯呢。”
握住杨士奇的手，许不忌左手拍了拍杨士奇的手背，郑重道。
“阁老，保重！”
杨士奇离开了。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