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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渡江战役，整整打散了三韩和扶余联军至少两万人的骑兵部队，也彻底打灭了公孙家最后一丝出城野战的胆气。
从此之后，无论汉军在野外如何嚣张跋扈、孤军深入穿插渗透，三韩军队都一律将其视为诱敌之计！
不管看上去冒进的汉军多孱弱，肯定有诈！背后远处“视野盲区”里肯定埋伏着恐怖的杀招后手！
此后几天，赵云也就没机会再捞到什么立大功的机会。毕竟他那几千骑兵，也不可能真的对坚城发动攻城。
只能是搂草打兔子、顺手清扫拔除掉了一些公孙康留在汉江南岸的烽火台堡垒，然后就等到了太史慈的主力抵达屯南县外，跟他会师。
不过，赵云这场决战，除了杀伤公孙康的有生力量外，也还是有一项别的重大意义的，那就是他极大的打乱了公孙康“坚壁清野”的计划。
让公孙康只做到了“坚壁”，却没怎么来得及彻底“清野”。
按照公孙康的原计划，屯南县以西的沿海肥沃平原地区，百姓是要逐步往东南方山区迁移、秋收下来的粮食也要全部聚拢，运到后方。
如果敌军来得太快，公孙康甚至想过把一小部分生长较慢、还未彻底成熟无法收割的农作物，直接放火烧掉，不让汉军就地筹粮。
但是，公孙康这个计划原本是建立在“太史慈到了之后，汉军才能大规模渡过汉江”的基础上的。他终究想尽量多保住一些人民和粮食，结果被赵云这么一搞，清野工作也就漏洞百出。
至少有数万户百姓、大批未收获粮食，直接落入了赵云的占领区。
不过，即使如此，公孙康跟弟弟、儿子、幕僚们商议后，觉得收缩防守的战略还是得坚持。
一方面，已经撕破脸打成这样了，汉军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这不是“未开战就主动投降”。
而且他妹夫扶余王尉仇台都被赵云杀了，他这时候再投降，内部也无法服众，没有任何人会再尊敬他，只会众叛亲离。
另一方面，既然公孙康非打下去不可，而野战又不可能，那后退坚守就是唯一选择了。哪怕这个选择已经变得效果越来越差，也只能在一堆烂招里选一个相对不那么烂的。
公孙康盘点过现状之后，心里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就两个点上有希望：第一，就是守城，第二，就是海战歼灭敌军船队。
除了这两个点，其他任何尝试，都是绝对没有希望。
那或许有人会问了：赵云不是破坏了公孙康的“清野”么？那汉军现在是可以就地解决一部分粮草的。这种情况下，就算后续把敌人主力放上岸、水军绕后把太史慈留在海面上的船队歼灭了，汉军也不会断粮啊。
攻击方不断粮的情况下，只靠坚守拖时间是不可能赢的，你又没有外援，又没有转机，坚守城池只是减缓死亡而已，那还有什么意义？
这番解读到也不算太错，但公孙康反复思量之后，还是从这种坚守拖延里挖掘出一丝意义：只要后续把太史慈的舰队干掉，那么，他就算拖在三韩实在拖不下去了，还能渡海逃到刚刚被他征服的邪马台！
毕竟只要干掉太史慈的船只，汉军就不可能快速渡海了，到时候他在三韩的都城一破，城破之前他假装纵火焚烧宫室、对外宣称自己义不受辱，全家畏罪投火自戕了，到时候偷偷渡海、改头换面继续当他的蛮王好了。
所以，步步坚守拖延还是得执行！虽然最终的终极目标，已经不得不又降低了一级要求。从保住三韩，降低到确保逃命，而在大陆上的那部分地盘，极端情况下只能是全部舍弃。
……
公孙康的怂和识时务，也就导致了赵云和太史慈后一阶段的进展看起来非常顺利。
太史慈还挺郁闷的，他的船队抵达汉江口之后，分出小船继续逆流而上跟赵云会合，大型海船因为航道问题，留在了后世仁川附近的河口位置。
前前后后过去了五六天，太史慈几乎没有捞到仗可打，野战都被赵云那一波打完了，剩下的都是些工事堡垒。
太史慈也没法渡海直接带来重型投石机，最多是带一些关键复杂的部件、金属零件，而投石机的木质主体，乃至其他攻城器械，都得到了三韩之后，就地采伐木料打造。
所以最初十天八天之内，太史慈也不可能直接攻打公孙康的国都，只能是拔除外围县城、据点。
太史慈憋着一肚子的求战欲，在攻坚时也就有些冒进，他看三韩人的城池都是木头的，应该跟中原的营寨坚固程度差不多，便很是轻视，
稍微筹到几个轻型投石车、几辆稍微加个顶盖、一根撞木的冲车，就直接要求攻城、拔除烽火台堡垒。连云梯都没造，就造了点简易的飞梯。
而在太史慈心目中，他觉得这些飞梯都不需要用上——木头墙有什么好登墙的？直接撞倒不就好了？
结果，太史慈还真为他的轻敌，略微付出了一点代价。
好多公孙家部队守卫的堡垒，还真就坚固难攻，轻型的投石砸击和撞木撞墙，居然几乎没有效果。而且三韩人擅长弓箭、射术精准的优势，在守城墙时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好几处县城的试探进攻，都以汉军付出了百十来人的伤亡为代价，不得不暂时撤回来。
而守军只是被汉军以神臂弩覆盖墙顶抛射、射杀了一些。虽然守方伤亡也不低，可汉军毕竟是统一了天下的久战之师，跟这些蛮夷之地的敌人换命，显然是不划算的。
……
太史慈不得不略作休整，搜集情报思索对策。
“这些三韩蛮夷的木墙怎么那么难撞塌？看上去不是跟中原那些夯土砌尖桩的营垒差不多么？打这种堡垒冲车还不够？”
回营之后，太史慈立刻招来部下几个负责具体攻城战的副将，好生盘问。
几个部将也各自陈述了一些困难，说法不一，总之是强调三韩的防御工事确有独到之处，让太史慈有些郁闷。
他这边正开着战争会议呢，另一边赵云听说他进攻受挫，也派了人过来协调，交流经验。来的人正是田豫，他更了解情况，撞见这场面，就给太史慈一方的将士们讲解。
“太史将军稍安勿躁，这些敌人虽为蛮夷，但筑城之法还真是确有其独到之处，某久居辽东，对三韩、扶余多有了解，故而知之。”
太史慈耐着性子，虚心求教：“哦？愿闻其详。”
田豫便用他们的实战经验来解说举例：“将军您抵达之前，我军在骠骑将军率领下，也攻破迫降过十余处汉江南岸的烽火台堡垒，那些容易打的都被骠骑将军顺手拿下了，所以留给太史将军您的就难啃一些。
某曾进入过几座攻下来的烽火台堡垒看过，果然印证了战前的猜想，这些蛮夷修堡垒，都是用的扶余以巨木为筋骨之法，中实夯土。
故而极为厚重坚固，可不能以中原的夯土埋木桩式的营垒视之。而且此物造价低廉，建设快速，故而可以广筑堡垒，比中原更为俭省。”
太史慈听了这个简略的概述，还有些似懂非懂，只是不得不相信敌人在防御死守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
田豫也觉得这样讲解效果不好，就邀请太史慈去一座赵云之前拿下的烽火台堡垒实地看一下。
太史慈一行策马出营，来到汉江之滨，田豫带着他们登上一座被半拆卸研究的陷落堡垒，太史慈这才看得分明。
原来，扶余人筑造木质堡垒，是拿粗大坚实的圆木，一部分沿着墙体长度排布用的木头就不砍，另一部分沿着墙体厚度方向排的，就砍成八尺长的段子。
两者先搭成“井”字形的交叉长方格——嗯，说“井”字形还有点过了，因为四周露出的部分没那么长，确切地说应该是介于“井”字和“口”字之间。
第一层两根横放的、上面一层就两根纵放，第三层再是两根横放……然后搭到足够高，就疯狂往框子里填土，一直到填满为止。
木头和木头搭接的位置，为了确保稳固，所以稍稍拿木锛刨平一点，好让两个平面的部分搭在一起。
当然，这样的搭建，还是会在每层纵横木头之间留出比较大的缝隙，夯土填进去压实的过程，会有很多土从木框缝里漏出来，但施工的人也不管，继续往下塞，塞到彻底夯实为止。
这样筑出来的堡垒，墙体还是会呈现一定的坡度，跟重力坝一样，下面被漏出来的土堆得更宽，上面窄一点，还是比较容易被沿着墙爬上去的，但结实绝对结实。
毕竟墙体有八尺厚甚至一丈后，中间的木框子等于是起到了钢筋笼一样的效果，投石车都不太容易砸毁。
也亏得太史慈不是穿越者，所以他只是觉得这玩意儿精妙，没看出别的端倪来。
而要是让李素今天亲自来检阅，看到这种扶余人的原始堡垒，他肯定会诧异——这货怎么跟一千年后，罗斯人征服西伯利亚时修的克里姆林那么像？
殊不知，历史上罗斯人就是从东北渔猎民族那儿扩散过去的技术，发展出征服寒温带原始森林所需的堡垒的。
“克里姆林”这个词，一开始就是指罗斯人在寒温带原始森林里修的木质要塞，也兼作冬季伐木人的聚居堡垒。
大约出现在13世纪、也就是蒙古人西征又离开之后，罗斯人趁着蒙古人把当地原有的渔猎民族驱逐干掉了，回来填补真空，这个时期就大肆修了克里姆林，逐步蚕食西伯利亚。
当然，后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罗斯人的克里姆林肯定比长白山区原始森林里的扶余人修的木质堡垒要完善很多——
至少罗斯人知道把垒墙的圆木削出半圆柱形的凹槽，确保上下层圆木可以严丝合缝地堆好，木头和木头之间不会有土漏出来，然后再往木框子里灌满土夯实。
这种要塞连15XX年的早期原始火炮轰击都能扛住，再往后罗斯人才需要在喀山修建石质包土的近代棱堡要塞。
具体缺乏想象的看官，可以去看《帝国时代4》罗斯族战役的技术讲解实拍视频。那里有详细介绍克里姆林是怎么盖的。
当然，克里姆林类要塞的修建，也不是没有劣势——真要是那么强，可以轻易防住投石车甚至原始火炮，那也不会一直在东北长白山区、大兴安岭发扬光大，却无法传入中原了。
克里姆林类要塞，最大的缺点是怕火攻，尤其是夏季高温又干燥的时候，毕竟外面包的都是木头嘛。
其次，就是克里姆林类要塞会消耗巨量的木材，在东北和西伯利亚茫茫林海中，伐木工村落小范围修个堡垒是可以的，要跟中原城市那样把几万人口都包进去住在城里，那妥妥会把当地树木全部砍光都不够用。
而且南方也没那么多树木可以长到参天大树的程度。
最后，这些未经处理、干燥的原木直接筑垒，也就只能在极寒低温环境下确保常年不腐烂。在西伯利亚，克里姆林要塞是能耐久五百年左右的。到温热潮湿的中原，可能几十年就腐烂了。
这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城寨结构只能在西伯利亚和大兴安岭长白山使用，推广不到中原的。
而历史上的匈奴、鲜卑、蒙古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其实也不掌握这些技术，也没法用。因为他们是草原民族，不是更北方的原始森林民族。
后世蒙古和罗斯的分界线，基本上就是草原文明和原始森林文明各自的发展极限了。草原民族也不是越往北就越适应、越强的。
他们只能在漠南漠北草原、以及那块“漠”中间耀武扬威，真到了比漠北草原更北的贝加尔湖，草原游牧也会被制约，得换上渔猎樵采民族的舞台。
只可惜，古代中原王朝的皇帝大多数不知道这个道理，从刘彻到朱棣，脑子里只有一个大而化之的空泛概念，觉得“草原游牧肯定是越往北越强，一直到最北面的世界尽头，都是这些游牧蛮子如鱼得水的地方”。
殊不知真到了西伯利亚，其实就换了另一套生存逻辑了，那儿哪来的草原给你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