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三章 全面斗争

鲁东道夫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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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呃我说不是故意灌水,你们信吗?

    “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道理,我想大元首肯定是能明白的。”

    杨浩在宴会上的一番发言,在结束之后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全国各地重要人物们都听说了。

    既然他被视为大元首的意志代表,那么他说的话自然也是出于授意,也就没有人再去争执是不是他信口开河。国家大事上,不管多年轻的人,只要参赞军机,那是绝对不能胡说八道的。

    当成了真事儿,就得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利弊得失评估。结果好坏,关系到他们最终能落下多少好处。

    作为保守派的一帮老夫子们,当然不认同杨浩的言论。什么以战争促进国家改革进程,这岂不是等于在国家经济躯体上划一道血口子,整日不停的放血吗?再怎么强盛的国家,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法儿?不妥,相当的不妥啊!

    打仗,就得死人,哪怕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人数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测灾祸时有发生,终究不是幸事。最好莫过于偃武修文,关起们来过自己的日子,所谓君明臣贤£,四海宾服,此之谓也。

    传统道学先生们如今也都学会了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顽固守住一方阵地,坚决不与政府推行的新中华文化整理运动相妥协。在他们看来,那是要断了千百年来流行于天下的公约良俗,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种人数量相当不少,引经据典的很是能做一些花团锦簇的花样文章。

    不过这看似老成谋国之言。立即激起了一大群青年先进的反击。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廖仲恺,宋教仁数不清的新兴学者运笔如刀,针锋相对的狠狠驳斥。

    更有一位姓周笔名鲁迅的青年评论家,毫不客气的直接骂道:“千古以降,尔等可曾培养出一位圣人君主?所谓君明臣贤,恐无出北宋之右者,然宋朝两次被灭国。皇帝被人拉去耍猴戏,嫔妃公主当了军妓,祖宗骨头都要挖出来当夜壶,这便是你们想要的四海宾服?莫不是在满人打压之下弄坏了脑袋吧?我且不说一帮酸儒是如何卑躬屈膝装孙子做人的,尔等不是只需要有官做,便是祖宗也卖得么?”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种话显然不能用在周先生身上,他快意恩仇的如椽巨笔杀伤力十足,登时引起一片公粪乱泼。八成火力立即对准他杀将过来,这拉仇恨的手段。堪称天下一流。

    他倒是一点都没说错,千古以来的儒生们,只要有官做,他们其实不在乎谁当统治者,或者下边老百姓过的怎么样。对着蛮夷弯弯腰低低头,那也没什么,反正老子有官当,合起伙来拼凑出个“某某盛世”,就能对孔圣人和自家都有了交代,何乐而不为?

    如今的新朝却改了制度,读书好也未必能当官,当官就得整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这怎么能行?必须得改!

    此外,这新潮大元首不称制,明显不符合世界总的潮流——君不见列强各国,多数是君主在堂,越是强大如英德俄,越是典型的贵族辅佐贤明帝王,中国有数千年传统,岂能随便改啊!

    只是有些事做得说不得,遮羞布还是要拉一匹来。被人一下子揭开了,这便是要结私仇么?

    报纸论政变成了打文字仗,因为全国推行白话文,先天上占优势的年轻一代玩的尤为熟络。老夫子们脑袋跟不上时代变化,诸多新鲜词儿根本不明其意,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于是乎,战斗一旦开打,周先生自己就顶住了起码一半的炮火,其他年轻学者纷纷出手,有助拳的,有叫好镇场子的,有另起一路夹攻的,精彩纷呈,那叫一个热闹。

    大元首一如既往的,并不直接参战,也不对此作出什么乾纲独断的指示,除了让宣传监督部门认真做好把控筛选之外,任由他们吵得天昏地暗,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甚至超过当年与满清朝廷统领下的力量碰撞的激烈,尤其是全国报业的全面展开,电台广播的普遍推广,杂志的开办,舆论阵地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可以说,超过大半的国民都会被影响到。

    这比起清末时期,只有数千万识字人才能被影响的格局,天差地远。

    谭嗣同和严复两位党魁,都是论战中的高手,在亲自关注一段之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很清楚,之所以搞成如此空前激烈的状态,关键是按照杨浩说出的那些话去推断,新朝文化整理与改革一旦全民推进,旧理学家们那套学习为当官——当官就能成为人上人——当官就能兴盛家族发财致富的理论,将从根子上被挖掉。尤其对务实、务虚和当官不做事的批评,更是直接戳中了他们的**。

    自古以来,当官的还不都是为了少受劳累么?真要当官为民做主,那也是老子做万民之主,我说让你们怎么着就怎么着,道理正义是非都是我铁口直断,一语定乾坤。

    杨浩却要真的把官员变成公仆,这绝壁不能忍啊!

    甚至想的更深一些,以新朝的制度推行下去,宋儒以来的道学理学极可能要被全面推翻,无论朱熹圣人还是王阳明圣人,到时候都可能被从神坛上请下来。

    大元首推崇孟子的学说,希望天下官员可以做到孟子所给出的标准。这符合儒家的道统要求,反正都是你家圣人说得。同样,孟子也很直白的把孔子的良苦用心给进一步阐扬发挥,直接指出读书人怎么求官做官的。那句流传千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在告诉儒生们。怎么获取影响力,如何的安身立命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道学先生们也绝不肯做的,用清末大学士徐桐的话说,只要把书读的好,科举考得好,人品道德自然就高,自然是做官的好选手。理所应当的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这里不是说他们鱼肉百姓,而是纯粹狗屁不通还瞎指挥,乱折腾。

    自古以来,这种官儿多的数不清,真正能做好的,都在历史故事中记载着呢。几千年历史那么多朝代,一共才出来那么点儿清官好官,可见多难的。

    大元首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严重落后的制度,从文化层面扭转顽固守旧的思想,不消说有多么的麻烦。阻力之大恐怕也是空前的。

    不过他面临的环境,却要比本世界的太祖要好得多。

    同样是开国领袖。杨大元首却没有多少人可以掣肘。他手里统领的百万大军,又是绝对忠诚于他,不管各地怎么闹腾,没有谁能造反成事儿。

    宣传层面上,白话文是他一手推动,大宗师的称号可不是白给,年轻一辈学生们都拿他当精神领袖呢,绝对是一呼百应。这不,仅仅是杨浩这位“特使”说了那么几句小话,就把纷争挑起来。他本人一个字指示也没下,自然有无数青年俊才争先恐后的撸袖子上阵。

    斗争在迅速扩大,一些冷眼旁观的官僚们也纷纷试探着上手,发现大元首没有反对,立刻加大投入力度,把论战推向新的高峰。

    这导致了在各级政府召开会议时,往往说不了几句正事儿,便开始针锋相对的争吵。除了电台报纸刊物以外,诸多公共场合,也都成了激烈辩论甚至轮拳头开打的场所。

    大元首把军队系统全部勒令不准参与,他们的家人子弟也都老实呆着,谁敢出头,立即关小黑屋再说。

    只要没出现“红-卫兵”,他就不担心事态失控。

    严复和谭嗣同担心大元首搞得太急了,可能葬送当下的大好局面,弄出内乱来不好收拾。

    大元首却淡定的笑着安抚他们:“理不辩不明,得让大家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让全天下的人民都来当评判,最终作出的选择,才没有人可以指摘、后悔。我们要始终坚定信念,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两位党魁一听,得嘞,咱也不去瞎操那心了,大元首分明早有胜算啊。论民心所向,天下间还有谁比得过他?老夫子保守派失败是注定的。

    没别的,十多年来,借助全国土改的大势,同步推进的扫盲和广播,让大元首的影响力直接进入乡村基层。道路疏通,识字听广播读书之后,千百年来老实到麻木的老百姓也逐渐“野”了,寻常乡间士绅地主再想忽悠恫吓,很难得手。民怨极大的那部分都给干掉了,剩下的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轻易也不敢去试一试新朝的正义铁拳是否够劲儿。

    波及全国的论战,让各地的地主士绅们察觉到一丝机会,他们推出的代理人也试探着掺和进去,此时还没发现里面隐藏的杀机。

    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主要是工商业、金融业、矿业等领域的商人们,也开始了寻求政治联姻,为自己的巨大财富寻找保护伞,试图缔结官商勾结、地方特权势力网的形成。

    此番,他们也是趁着一片混乱的时机掺合进去,看看能否提前占领一部分阵地。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一次大胆的引蛇出洞,从纵容老夫子保守派发表言论开始,悄然推动向各个阶层的隐藏份子跳出来,然后全部记录在小本本上。

    就像杨浩跟朱尔典说得那样,中国需要趁着欧洲混战的机会,尽早把自家内部的矛盾给解决掉。失去外国掺和干扰,做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

    只不过,他们俩前半段儿的话,听见的是少数,再说能被邀请参加宴会的人,也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不能乱传扬。因此,许多断章取义的人不明所以,贸贸然的行动,结果正好掉进坑里!

    私下里,两个杨浩曾经不止一次的对话。越是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经历的多,越发能够理解当初太祖的种种举措,那真是逼不得已。

    当年的新朝定鼎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整个国家给折腾的奄奄一息,可以说是真正一穷二白,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贪腐的。又经过漫长的残酷斗争考验,按道理说,剩下的人应该思想觉悟够高了吧?

    可结果呢,前脚才刚刚进城,自古以来的官僚思想立即自然萌发。不说一部分封建残余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那些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忠诚可靠的党员,没有倒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枪炮以及严刑拷打之下,却轻易被特权思想冲昏头脑。

    太祖一再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做主”很快成了一句口号,却很难落到实处。当他想要改变这一切时,阻力之大简直出乎预料!

    乙位面的新朝定鼎十年,顽固保守力量自然更多,他们蓄积起来的力量更加不可小看。也就是一上来照顾到了各个阶层的需要,他们没失去当官发财的机会,加上军队力量的压制,才没有立即闹腾起来——20世纪前后那些年,全世界各国都不觉得镇压闹事的人有什么不对,各国都用枪射击胆敢跑到街上闹腾的人,管你是什么路子的。

    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在全世界都是新鲜和陌生的。强权镇压一切,大元首的意志才能推行的那么顺畅。

    不过,眼下也到了极限,人家不满足于之前的收益,非得更上一步,重新弄出一个遮天蔽日的特权网络,杨浩也就顺水推舟,引蛇出洞。

    弄明白了大元首的真实想法,谭嗣同、严复等人只能暗暗摇头叹气,那帮瞎眼的家伙指望用个“圣君”的名头忽悠人,却不知道正好把大元首一直藏在身后的刀子给引了出来。

    圣君一定没有,暴君却是准备上台了!

    朱尔典等各国公使,以最快的速度把杨浩的言论和中国掀起的论战情况,忠实反馈到自家政府高层那边。

    大英帝国的绅士们看过之后,竟然纷纷松了口气。只要中国不直接参战,就是最好的消息了。至于他们可能完成内部思想整合后,爆发出多少力量之类的,众人表示:“那根本不需要多考虑,就是现在的中国都没法对付,以后怎么样想了么无用。说不定,他们自己把自家折腾垮了呢?”

    中国试图借助外部战争来转移矛盾,凝聚内部力量,借机打压不同政见人士,那么各国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给他这机会不就完了?

    英法等国纷纷派人前往俄国,建议尼古拉二世政府接受中国的和谈要求,停止增兵远东的计划,专心收拾德国同盟。

    朱尔典对这样的决策深感忧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服那些被德国整的焦头烂额的大人物们。

    消息传回中国来,大元首和杨浩齐齐松了口气,这事儿算成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