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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润丰此时飞到了广东，在广州与那所谓的三驾马车的彩电同盟的老总见面了。
“听你们说，你们背后还有人？”到了酒店的包间后，很有军人风格的倪润丰很雷厉风行的没有做太多的含蓄，而是开门见山的问道。
“背后有人……这个说不上，但是如果说我们背后有人帮忙出主意的话，那的确是有。”创微的老总黄鸿升如此回答道，接着他看了两个老兄弟一眼以后，揭秘道，“其实帮我们出主意的也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同学——华夏高科现在的老总贾钢……的儿子。”
本来一听到说是“华夏高科的老总贾钢几个字”，倪润丰下意识的觉得“原来如此”。他当然知道最近这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华夏高科了，这个公司虽然刚刚出头，而且听说还是才创办不久，但是那种对宣传时机把握的老辣，以及宣传上那种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的各种新方式新手段，明显显示着他们公司肯定有高人，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家庭公司的老总——贾钢。
但是在一听到原来是贾钢的儿子给出主意的时候，那么一刹那间，倪润丰还真的意味眼前的这老黄是在糊弄自己，是在开玩笑！贾钢的儿子？贾钢才多大？30多岁？他儿子能有多大？十几岁20岁？这么一个年龄的人能帮忙出什么主意？
可是看着这老黄的面色完全不想是在开玩笑的样子，而且在看看旁边的那俩人，也在不断的点头承认！“老黄，你们这就没意思了啊，”倪润丰不乐意道，“不想说就不说呗，好像我非逼着你们说似的，要说就说真的，干吗用这种不着四六的话来糊弄我，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
“老倪！还真不是糊弄你，是真的！我老黄，敢对天发誓，真的就是贾鸿渐！别看那小子今年才岁，那脑子真的没话说！用北方的话说，那就是没治了！”黄鸿升这时候感觉自己比窦娥都冤啊！
“真的，老倪，真是贾鸿渐给我们出主意的！”此时旁边的李冬生和陈为荣也为老黄作证道。
看着这三人都一副言之凿凿的样子，倪润丰此时还真有点半信半疑了，“这岁的熊孩子，还真有这能力能给你们出主意？”
“是真的啊！我们骗你我们能有什么好处，是不是？真是那孩子给我们出的主意！”说道这时，三个老总七嘴八舌的一起开始复述贾鸿渐在他们眼里的那种极度高端的形象，基本上就把贾鸿渐归类为了天生的军师了！
而在这个时候，被那四个老总谈论的主角贾鸿渐却是正在头痛着，他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想着到底要给罗老爷子写什么文章，到底要给央视的《焦点访谈》选什么样的题材。
本来之前遇到的那个地方多收税的问题其实可以写，但是说实话这样的题材不用别人审核，光是贾鸿渐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放出来。为什么？因为这种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事情，哪个省级以上的人物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写文章到内参上有什么用？而且这种事情就算放到《焦点访谈》里，那是能播出的么？难道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国家内部地方和中央有矛盾，再互相扯皮？
所以，贾鸿渐不得不再帮两边找新的材料和方向，没办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呗，谁让咱起跑线就在别人三千米终点的地方呢？一时半会儿没想出来什么合适的题材，他就开始翻家里的报纸，希望能够找到什么灵感。家里有些拿回来的旧报纸，是准备油炸鱼的时候防止油溅出来的，贾鸿渐拿着这些过时的报纸翻了起来。他首先先是打开了一份7月13号的《光明日报》，结果随手一翻就看到了一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写的，名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在这文章里，周叔莲论述了“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然后又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和别的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应该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全国范围内500到1000家的大公司、大集团，而这些大公司、大集团由于需要而产生的上下游产业链就可以给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国优企业里面没有什么竞争力，也无关国际名声的中小企业应该被“放掉”，政府应该抓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以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这样的一片文章，不要说是在这个年代，就算是在同样一份报纸同样一个版面里面，都显得那样的“鹤立鸡群”，与通常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重生者，贾鸿渐现在能知道这个人的观点很得到决策层的赏识。因为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性调整阶段。这样的一个思想，将会深刻的影响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看了这篇文章，贾鸿渐突然就有了方向了！是的，就是这么一个文章，就给了他两个方向！给内参的文章，完全可以写成如果要抓大放小的话，那么之后可能会遍地出现mbo，也就是管理层收购的事情。一些国营中小型企业的厂长会故意把厂子的产值做低做亏损，等到疏通了上面等到厂子要被卖掉的时候，再用贪污的钱把厂子给弄到自己的手里，这样产生的国有资产流失的事情，在未来的年代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而在另外一方面，给《焦点访谈》选的内容，则可以是“抓大放小”以后的民生问题！贾鸿渐记得，这种抓大放小在以前还是禁止的，在现在则是默许和允许尝试的。在记忆里，是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之后，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被贡献了一辈子的工厂当成累赘甩掉。
在原来的历史上，貌似就是在这年底附近，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其中330名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工厂则是根据他们的工作时间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偿”，拿了这些买断工龄的钱后，工人们将会走出厂门自谋出路，而其他的670名则是选择“内退”。
在这个例子之后，这样的买断工龄的做法渐渐的慢慢的在全中国遍布开来，很多工厂在破产或者被私人收购时都会处理一批工人。不过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因为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比较多种多样，所以很多人们早就有了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些第一批选择了买断工龄的人们，更是早就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那笔买断工龄的遣散费完全可以说是南方沿海地区工人们的第二职业启动资金！
但是这一切在北方就不同了，特别是东三省的老工业基地，那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的捆绑在企业身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这种工作和生活模式加上北方较少的各种第三产业，更是使得工人们在脱离了工厂后没办法谋生。于是，就会产生很多后世让人闻之落泪的心酸往事……
对于这种南北不同的结果，贾鸿渐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眼前的这个方案很好，是非常值得做的，而且也非常贴近《焦点访谈》那种关注民生的方向。
首先，在写这两份方案的时候，贾鸿渐觉得全国不应该实行那种一刀切的模式，不应该不分具体状况，不管工人以后有没有活路就把工人往外推。如果说硬要贾鸿渐帮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出路的话，他觉得宁愿选择相对温和的“浙江模式”。
什么叫“浙江模式”？就是说不生冷的直接把职工推出厂门，而是对大部分国企采用量化产权的模式。比如说一些乡镇的集体企业，在经过了产权量化评估，明确了当地政府拥有多少产权之后，经营者用金钱或者其他的收益赎回政府拥有的部分产权股份，这样让经营者可以得到控股权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当地政府对企业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基本上，到96年前后，80%的浙江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都这么进行了产权量化的改造，而这中改造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就是中央政府不支持不反对，让下面的人先试试看，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虽然这样的量化改造很难完全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可以说在改造过程中让浙江产生了很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样起码比让大批的工人倒霉来的更好一些。
想到了这里，贾鸿渐开始把这些自己知道的、所想的，全部都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