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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偶们大汉是很好学滴~~~大汉对罗马滴了解多于罗马对大汉滴了解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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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经在那里的宫廷中看到过魔术师（当时叫“眩人”）的表演。主人向他介绍说，魔术师来自西部的条支和犁靬。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个情况，于是武帝派遣使者前往条支和犁靬，但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并没交代使者们是否到达了那里；出使大概没有成功，因为直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对犁靬的情况都没有提及。
而出使安息的使者有了收获。安息国王听说汉武帝对条支大鸟卵和犁靬眩人感兴趣，特地把宫廷里的鸵鸟蛋和几位犁靬魔术师作为礼物献给汉武帝。魔术师随同使者一起来到长安，并给汉武帝当场表演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的把戏，汉武帝非常高兴，重赏安息使者，并把犁轩魔术师留在宫里。由于汉武帝的爱好，魔术很快在中国风行起来，而这几位魔术师，却再也未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是中国史书中第一次记载来中国的罗马人。
当时汉朝繁荣兴旺，正是中华民族最具开拓进取心的时代。东汉统治西域后，班超曾立志西进，探索世界的边缘——在日落处的神秘国度。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副使甘英受派遣由西域出发，向西方探险，此行的目的地是大秦——罗马帝国。
甘英一路跋山涉水，横穿中亚，经过安息来到条支。走到了陆地尽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边的大海。我们可以推断，他面临的大海就是地中海。安息的水手对甘英说，这个海极为宽广，如果顺风，船只3个月才能到达对岸，风向不对则要两年，所以渡海者要带上3年的干粮。行于海上，特别容易让人思恋故乡，航行也很危险，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甘英在陆路上是一位顽强勇敢的探险家，当他面对浩瀚的大海时，信心却动摇了。最终，他掉转马头，踏上回国的路程。甘英的一念之差，使东西方的直接交流推迟了1000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果甘英渡过地中海，到达罗马城，世界文明史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甘英西行出使，最后功亏一篑，历史学家将责任归究于安息人，说他们害怕汉朝与罗马产生联系，使安息丧失丝绸转手贸易的丰厚利润，所以借水手的话来吓唬甘英。但事实上，当时汉朝人确实不善于航海，对大海怀有一种特殊的畏惧。无论如何，甘英是汉朝向西方旅行走得最远的英雄。他归来后，汉朝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又比张骞时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班超对大秦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难道在此之前，除了几位犁轩魔术师外，还有罗马人到过中国吗?一位叫德孝骞的法国学者经过对《汉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西侵康居。应中亚各国求助，汉朝派将军陈汤、甘延寿率一支远征军讨伐郅支单于。陈汤到达匈奴单于驻地时，碰到了从未见过的怪事：单于修建了坚固的城堡，100多名步兵在城门口布成鱼鳞阵，抵御汉军。这与匈奴人传统的骑兵野战完全不同。城堡并不能阻挡擅长攻城步战的汉军，他们四面纵火，顶着盾牌攻城，最后杀死单于，俘虏了他1000多名部下凯旋。
这位法国学者指出，匈奴和中亚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相当落后，修筑坚固的城堡，步兵摆成鱼鳞方阵，完全是罗马人的作战特征。帮助匈奴与汉朝军队作战的很可能是公元前53年卡尔莱战役中的罗马战俘，这10000多人有的留在安息，有的被转卖或流亡到中亚，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康居充当了匈奴雇佣军。
根据古罗马文书，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赛里斯”神话阶段，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载。但《后汉书》却明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位罗马使者到达洛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件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anninlepieu）。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入境，大概没有走丝绸之路，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文书上没有记载他的旅行路线，甚至没记下他的名字，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认为他献给汉朝皇帝的都是无价之宝，但在洛阳宫廷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物品。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外交似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使者还带来了罗马皇帝希望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位使者向汉朝皇帝详细介绍了罗马的情况，加上甘英出使带回的情报，中国人对罗马的认识清晰多了，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话传说。《后汉书·西域传》中介绍大秦国的一段叙述，相当精彩准确：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的学者认为，“犁鞬”就是亚历山大城的译音。
“（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段文字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罗马男人都理短发（中国人剃发是一种刑罚），穿有刺绣图案的服装，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了解大理石与玻璃的区别。
《后汉书》还记载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看来，汉朝人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到罗马的议会和执政官选举制度，并以欣赏的口吻提到它。令汉朝人难以理解的是，国王被废黜为什么不怨，因为在汉朝，皇权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安敦使节来中国时正值桓帝在位，外戚、宦官轮流弄权，汉朝政治乌烟瘴气，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东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东西方的权力观念如此不同，汉朝人只能把罗马人的轮流执政理解为道德的高尚。他们不知道，在恺撒之后，个人专制在罗马就很难行得通了。
在东西方世界开始互相寻找的时候，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了罗马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流机会。如果中国人继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把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罗马城，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的文明进程。但中国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几十年后，由于东汉朝廷的黑暗和腐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丝绸之路开闭无常，东西方陆路交通往来进入了低潮期。此后，直至繁荣昌盛的中国唐朝，丝绸之路才重新贯通，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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