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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华夏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在东边的河北、淮海二道，渔船早已出海，试图寻找早春的第一波渔汛。
“口袋船”紧随其后，为各渔船提供补给物资，同时收购他们捕上来的鱼，运回港口。
在这其中，作为大夏第一支水师的平海军一马当先，堪称“渔业先锋”、“劳动模范”，十分卖力。
让我们把目光南移至淮南、江东、福建、岭东四道。
因为风向渐渐转变的缘故，外国商船的离港潮已近尾声。装载了大量中国货物的高丽、日本、波斯、大食、婆罗门商船纷纷拔锚起航，返回本土。
而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扬州、明州、泉州、广州等港埠将陆陆续续迎来新一批外国商船。
稳定的环境，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朝廷收税收到手软，喜笑颜开——海州市舶使、齐王邵观诚，刚刚被提拔为统管淮海、淮南、河北对外贸易港口的“三道都市舶使”，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
在舆图的东北角，肥沃的辽东大地上，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鞑靼人、靺鞨人挥舞着锄头、钉耙，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播。
经年教化之下，蕃人从语言到服饰，从民居到生活习惯，一点点向中原靠拢。
原本不会种地的，学会种地了。
原本不过中原节日的，现在过了。
汉儿语通行各地，学会这种语言成了走出家门远行的刚需。如果想要飞黄腾达，则还要学会文字，通读典籍，然后去争夺本道仅有的三个进士科名额和一个农科名额。
府兵们也难得帮部曲一起干活。
除除草、照料下牲畜、修理修理农具，他们的妻儿子侄，则用马车将食水运到田间地头，给部曲们分发还算丰盛的春播福利：胡饼、干酪和肉脯。
而在辽东道西北边靠近室韦诸部的地方，府兵们还用麸糠、豆子喂饱了战马，然后全身披挂，挎刀持弓，联合起来巡逻，谨防室韦人狗急跳墙，前来劫掠——在保卫自家财产这件事上，他们十分积极，也勇勐得难以置信，依稀让人看到了当年河北武人以一镇抗天下的豪情壮志。
在北边的草原上，商队迤逦而行。
他们给草原牧人带去了急需的生活用品，然后换回大量皮革、牛角、牛筋、羊毛以及——毛纺行业相当重要的卤碱。
关北、关内、直隶、河南诸道已经“根深蒂固”的羊毛纺织业每天都会消耗大量卤碱，以给羊毛脱脂。
草原卤碱量大、价廉，是他们销往中原的重要商品，也是各路商队的重要目标。
跟着商队一起南下的还有身高体壮、箭术卓绝、吃苦耐劳的草原精壮，他们带着无限的向往，试图寻找自己的未来。
在西南，战争的创伤渐渐抚平。
从河北迁移而来的百姓，填满了黎、雅、嶲、曲、昆、姚等州适合农耕的地方。
朝廷给他们安排的多是海拔合适、气候相对凉爽的地带。抵达大理府的河北、河南精壮男子甚至还占了大便宜，曾经最让朝廷担忧的南诏西京，如今居然最为稳定。
或许，这与当地和谐的夫妻关系脱不开干系。家里缺了男人，诸事不便，日子总要过的，凡事向前看。
而在两条通往云南的驿道上，随着云南多金银铜矿的消息甚嚣尘上，无数商人蜂拥南下，寻找发财的机会。
国朝与唐代一样，不禁止民间开矿，只课税。且税率高达“四分取一”，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商人们开矿的决心，因为这项买卖实在太暴利了。
云南的梯田、灌既、畜牧系统在慢慢修复，道路也不断得到维护，这是种居爽的功劳。
而种氏家族，在大夏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种老夫子作为河南、河北一带着名的大儒，已是理蕃院副使，宰相一级的人物。
种居爽为云南道巡抚使，封疆大吏。
老实说，父子二人这般地位，比较罕见。
种昭仪很受圣人宠爱。在后宫嫔御之中，她是少有的能让圣人不在她身上玩弄变态花样、发泄黑暗欲望的女人。在这一点上，即便当年的折皇后也不能免俗。
新定的西北边疆，大夏的旗号日渐深入人心，无上皇帝的威名远近皆闻。
这就足够了。
朝廷也不要求他们现在就反哺财政，能大体稳定住局势，按部就班发展就可以了。辽东、云南等地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朝廷对治理安西旧地也颇有信心，虽然只在科考上给了他们一个进士科名额、一个农科名额。
最后我们可以关注大夏的正中心：中原。
这里是全国政治与经济双重中心，久沐王化之下，四海升平、乡闾淳化。
百姓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积蓄，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
战火似乎已经成了久远的传说，流传在坊间的，多半是些逸闻趣事。
在这些故事中，朱全忠不出意外地成了大恶人，李克用的形象则被大大拔高——在二十年前，两者的民间风评截然相反。
朱家唯一形象好的，大概就是前梁王妃张惠了。
在中原百姓的口中，这个女人先束缚住了朱全忠的豺虎之心，随后又让圣人沉迷在她的温柔乡里，中原百姓因得大利，人人称颂。
这就是大夏。
这个国家，日复一日地运行着，就像一台不甚精密，但却粗糙皮实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每过一年，似乎都被注入了一些鲸油，整台机器的运转也变得更加丝滑流畅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圣人正与宰相、枢密使、学士们反复讨论，编纂新书《致治》的消息正以飞快的速度流传到全国各个角落。
三月底，随着第一批学者进京，关中顿时成了四方关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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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治》：第一篇《人口》、第二篇《通货》，未来可能有第三篇、第四篇……
这是目前流传在长安各书坊间的消息。
书名出自朝廷正在编修的《唐书》第二卷《太宗本纪》：“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
以上是刚刚抵达长安的牛希济得来的消息。
牛希济，前唐宰相牛僧孺重孙，大夏绵州司马，因为与一帮文人互相唱和，声名不小，故被邀请入京。
“确有第三篇，曰《地理》。”都亭驿内，前来迎接的太常卿姚顗说道。
当然，姚顗不是来迎接所有人的，他只来见牛希济，因为两人关系非常好，算是同一个学派的。
他们这伙人，其实可以算作晚唐以来的主流儒家学派。
百年前，韩愈提出“道统”理念，并列了谱系，从尧开始，继之以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最后以孔子、孟轲结束。
他创造性地分离了“道统”和“治统”，初步建立了儒家道统的“传道”体系。
这个说法一经提出，轰传天下，被大量儒家士人所接受。
皮日休甚至在这个儒家道统谱系后面，又加了荀卿、王通、韩愈三人。
陆龟蒙、朱阅、林慎思、司空图、牛峤等人也是这一流派的积极分子，作为牛峤的侄子，牛希济自然身处其中了。
“哪朝修史，不写地理，有必要单独写一篇吗？”听到姚顗的话后，牛希济有些奇怪。
“这本有些不一样。”姚顗想了想后，说道：“还是很有用的。”
随后，他为牛希济详解了一番。
原来，圣人写的这篇《地理》与以往的都不同。古来修史，必有《地理志》，主要记录的是全国行政区划，涉及到具体某州时，还会记录一笔户口、特产以及相互间的驿道路程，其实非常简略。
民间出版的地理类书籍要更丰富一些，会具体描述某地风俗，山川河流走向等等，有的还会加点类似游记的内容。
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官方典籍还是民间游记，写得都较为简略，也多浮于表面。
圣人这本，算是把各家综合起来的集大成者了。
他老人家认为，地理是一门“学说”，更准确地讲，是描述地区间差异的学说。
一个地区的地理，应包含气候、地貌、土壤、人口、作物、城市、农村、交通等多个方面。
不同地区的地理，差异很大，随后又引申出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两个分支。
他认为，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必然受自然地理的影响。
简而言之，地貌、气候、环境塑造了当地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社会形态——其实就是后世有一定争议的“地理决定论”，现代社会不太灵了，但在古代还是非常明显的。
与此同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理。
书中还提到了天下核心区域——燕山、阴山以南，陇山以东——的安全问题。
圣人认为，若想守住这片膏腴之地，第一优先需要防御的是辽东。
辽东在手，可从侧翼威胁碛南、碛北草原。而辽东地多沃壤，渤海得之为“海东盛国”、“户口百万”，且有渔猎、耕牧之利，郡县化之后，可为“北地第一藩屏”。
辽东之下，草原对传统汉地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且阴山、燕山防线诸多漏洞，被动防守不可能堵得住，故需主动出击，控制好碛南、碛北草原，不令其生乱。
但要想控制草原，还需稳固一东一西两处。东面是辽东，西面则是西域了。西域不宁，草原不稳，草原不稳，则中原不安。
书中最后还提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如此种种，这本可真算得上是“奇书”了，把前人曾提出但没深入阐发，或前人写过但不成系统的思想，去芜存菁，重新做了一番阐述。
至于其作用么，按照圣人的话就是给官员“扫盲”，让他们别“乱来”，对各地风俗、地理有个清醒的认知，别不知不觉中坏了事，捅了大篓子——因为对治理国家有用，故收录在《致治》一书中，作为官员必须掌握的知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给现在的政策背书。
因为很多人觉得圣人在辽东搞郡县化，又试图深入控制草原，还远征西域，有点“好大喜功”的意思。
圣人这是直接出书反驳了。
“听你这么一说，《致治》此书前三篇，都只谈了‘术’？可曾涉及道统？”听完之后，牛希济不惊反喜，问道。
如今这个世道，他最怕什么？儒家道统衰微已极，被武夫弃若敝履，他是真的害怕圣人断了这个道统啊！
但从现在的风声看来，圣人似乎认为儒家道统还是有用的，并不想断绝，甚至加以扶持、呵护，只不过需要与其他学派分享权力罢了。
这个——其实可以接受，他现在的要求真的不高。
“不曾涉及。”姚顗说道：“科举取士不会变，就是需要分润好处。农科已经分道录取，永为定式。将来说不定还会冒出什么别的杂科。前唐之时，众以进士科为尊。国朝进士仍为诸科之冠，但所考内容有所改变，杂科也渐渐上来了，这是最主要的改变。”
“也只能往好的方面看了。”牛希济闻言，轻叹一声，道：“如今最重要的，还是保住道统，其他都可以让让。不过，该争的还是得争。不争，什么都得不到，争了，或还能令圣人让步。”
姚顗没说什么。他是朝廷官员，身份摆在这里，不方便多说，但观其脸色，显然是赞同牛希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