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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从佛罗里达州海岸开船出海，海上是钓鱼的好地方。我把股票完全放下了，很放松，过得十分高兴。一天，几个朋友开摩托艇从棕榈海滩过来找我，其中一个随身带了张报纸。当时，我几天没看报纸了，也不太想看，我对任何新闻都没啥兴趣。但我扫了一眼他带上游轮的那张，发现市场已经大幅反弹，涨了十多点。
我说，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偶尔小幅反弹是合理的。熊市还没结束呢，华尔街上那群愚蠢而绝望的利益相关者，全然不顾货币环境，脑子进水，亲自上阵或指示他人哄抬股价，实在让我受不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市场，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特别想看看报价板。
我的券商，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有个分部。我走进去的时候见到了不少熟面孔，大都看好后市。他们都是读盘的短线，而短线只需操作迅速，没有远见，因为不需要有远见。我说过，我就做快线，纽约交易所的人都叫我“少年杀手”。当然，人们总会夸大赢家的盈利量和交易额。这里的人听说我是纽约的大空头，就认为我会再次猛放空。他们相信市场会继续上扬，而我的职责就是和牛市作战。
我是来佛罗里达钓鱼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休个假。但当我看到价格反弹得有点离谱，就再也不觉得需要休假了。我一开始没考虑上岸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卖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而要证明我是对的，就得用我那一贯的唯一的方法来证明，也就是一捆捆的钞票。通盘放空将是一种适宜的、有远见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44我在报价板上先看到了安纳康达的股票，即将突破300点。它蹦蹦跳跳地一路飙升，显然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撑盘。我一直坚信的理论中有这么一条：股价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块后，不会在整数点上停下，而是会继续涨得更高，所以，如果在它突破整数大关时立即买进，肯定有利润。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新高点买入，而我则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指导我。
安纳康达只是面值25美元的股票，400股安纳康达才等于100股其他正常的100面值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突破300点后会继续走高，应该很快就能涨到340点。
别忘了，我可是看跌大盘的，但我也读盘做交易。我了解安纳康达，按照我的估计，它应该会迅速上涨。活跃股总能吸引我。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耐心与等待，但还是喜欢大涨大跌，而安纳康达可不是横盘的牛皮股。我急切地渴望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这种急切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所以在安纳康达突破300块时，我买进了。
当时的大盘显示买盘比卖盘多，所以应该还会再涨一些，最好暂时不要急着做空，我需要等。但我不能干等着，等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赚些花销。怎么做呢？就是在安纳康达上做个快线，赚30个点即可。没错，我看跌后市的同时，却对这支个股看涨。所以我买进了3.2万股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整股。这么做是有点冒进，但我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而且据我估计，这次的盈利可以增加我的本金，可以在后市的放空操作中派上用场。
第二天，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暴风雨还是怎么的，电报中断了，我只能在哈丁公司等消息。无法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闲聊，做各种猜测，那天我们就在闲聊。后来，我们等来了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块。当时，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股商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的安纳康达，我觉得他手里也有点，因为看到报价时，他相当抓狂。他说，不知道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又跌了十点了。我却很淡定，以安纳康达的涨势来看，暂时跌二十几个点很正常。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比我懂，他就是那种人。我笑了笑，在公司继续等新传来的报价，但那天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发来。我们只知道安纳康达跌到了292块，对我来说，这等于凭空出现了将近十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我想来招快的，现在我得到了。
第二天，电报线修好了，我们又正常收到报价了。安纳康达开盘298，然后涨到了302，但很快就开始回踩，同时其他股票也表现不对，迟迟不愿跌的样子。我立刻决定：如果安纳康达跌到301，那我就得重新全盘考虑，它的动作是不是被人操纵了。如果一切正常，安纳康达应该会一直涨到310块，如果回档，就说明我被骗了，我的操作有误。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错下去。我持有8000整股，本指望能涨三四十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了301，它一跌到这个价位，我就偷偷跑到电报员那里，让他直接给纽约总部发报，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全抛掉，8000整股。”我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害怕，但我再次点头说：“全部抛掉！”
“好的，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说按市价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自己要亏几百万，而且只是因为一个粗心代理人的傻帽操作。但我只是告诉他：“快抛掉！别问了！”
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目交易或使用不完全正确的方法。股票游戏中，读盘很重要，读盘准，就能在正确的时间进场，也能坚持自己的仓位。但我此时最大的发现在于，必须研究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预测市场的可能性。简言之，我学会了这个道理：股市不是捡钱的地方，你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我不会再盲目赌博，也不再专注于掌握游戏的技巧，而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清晰的思考赢得胜利。我还发现，人人都有成为傻子的危险，没人可以完全豁免。只要像傻子一样玩，就会得到傻子的报酬，发薪酬的机制永恒地运作，从不会落下任何人的工资包。
我在带头，所以整个公司都在赚大钱。我自己的操作当然更加成功，所以人们开始到处传颂我的战绩，当然，少不了添油加醋的成分。人们认为是我直接启动了很多股票的跌势。经常会有陌生人跑来祝贺我。当初我跟他们说看跌后市时，他们都认为我赔疯了所以变得愤世嫉俗，现在他们完全忘了当初对我的冷漠。在他们眼里，当初我算准金融危机的本事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只看重我现在赚的钱。甚至券商的会计，在总账上我的名下记录我的借款时，大笔那么一挥，都成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壮举。
过去，朋友们常跟我说，各大证券公司都在流传哈丁兄弟公司的“少年杀手”的故事，他们说，在牛市转熊的当口，我总以各种方式打破多头集团的撑盘，引领股市正常转空。而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在传颂我的抢钱行为。
从9月下旬起，银根紧缩状况浮上水面，危机在即。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状况，但因为被套住了，所以都期待发生奇迹，不愿割肉。后来，一个券商跟我说了个故事，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实在太过温和，并为这种温和感到惭愧。事情发生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时贷款都在交易所大厅的资金调度站进行。银行通知证券公司要求其偿付短期贷款时，证券公司一般就知道需要重新贷多少钱。银行们也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可贷资金，而那些有可贷资金的银行就会把钱放在交易所。这些货币会由专门负责短期放款的人打理。每天中午左右会公布当天的新利率，这个数字通常代表到中午为止的平均贷款利率。放款业务通常以公开竞标的方式进行，这样事情的进行就都是透明的，大家可以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从中午到下午2点，通常都没有多少货币业务。但一过交割时间，也就是下午2：15，证券公司就会精确地知道自己当天的货币状况，这时就可以到资金调度站，把盈利借给别人，或借入自己需要的钱。这也是公开进行的。
言归正传，10月初的一天，刚说到的那个券商来找我说，现在公司有了可贷资金也不把钱放进资金调度站了。因为几家知名的大券商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钱，准备一有机会就把钱一抢而空。而那些有可贷资金的券商又没有理由拒绝借给知名券商，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也有足够的抵押品。但麻烦的是，一旦他们得到这些短期贷款，就甭指望他们还了，借方只需说无法清偿，不管贷款方愿不愿意，都只能利滚利重续合同了。所以，如果哪个券商真有钱可以贷给同行，就不去资金调度站，而是派人到大厅里悄声问一些朋友：“要100吗？”意思是：“你想借10万吗？”于是，为银行服务的资金调度站一片惨淡，所以他们自己也这么干了起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
而且他还告诉我，10月的那些天，证交所里的这种交易还形成了定规，让借款人自己定利率。你看，如果换算成年利率，在100%～150%之间不等。我想，也许借款人自己定利率，放款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太像放高利贷的了，但你肯定知道他们的这个利率不比别的高利贷低。当然，放款人会照章纳税，他们做事规矩，和别的高利贷一样。放款人喜欢利息，所以欣然接受这种做法。
情况越来越糟，出来混早晚要还的，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那些多头，那些乐观主义者，那些空想家，那些曾经舍不得小钱、不肯早些忍痛割肉的人，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家荡产。那是1907年10月24日，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从借钱人群中早就传来消息暗示说，放款人认为多少利率合适，借款人就必须照做。资金显然更加不够分了。那天，借款人群比平时更大得多。下午交割时间一到，就有一百多个经纪人簇拥在资金调度站旁边，每个人都想借钱来缓解本公司的燃眉之急。没借到钱的话，他们就必须卖掉持股，能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但那时货币少，接盘的更少，再低的股价也没人接盘，整个市场仿佛一块钱都看不到。
我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是空头，所以他们公司不需要借钱。我的朋友，就是讲这个故事的那个券商，刚从资金调度站憔悴的人群中脱身，就过来找我了。他知道我通盘做空了整个市场。
他说：“天啊，拉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崩盘了，我们要失去什么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好像所有人都破产在即。你不能再卖空了，市场上已经没有资金接盘了。”
“什么意思？”我问。
他却答非所问：“你听说过把老鼠放进玻璃钟罩，然后抽掉里面空气的课堂实验吗？你会看到可怜的老鼠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的肚子就像快速起伏的破风箱，努力想从钟罩里越来越少的空气中获得足够的氧气。你看着它喘不过气来，直到眼珠迸出眼眶，喘息着一点一点地死去。哎，我看到资金调度站那些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哪儿都没钱，放空也没法赚钱，因为没人吸进接盘。我告诉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华尔街已经破产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预见到了大熊市，但我承认，我没有想到它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慌。照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获利。
现在已经很显然，在资金调度站等根本无济于事，不会有钱了。地狱之门已经大开，大家都难逃一死。
那天我后来还听说，证交所总裁托马斯先生获悉华尔街的证券公司都面临灭顶之灾，就去寻找解救的办法。他去拜访詹姆斯·斯蒂尔曼，全国最富有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46的行长。这家银行曾夸口说他们的贷款利率从来不高于6%。
斯蒂尔曼听完纽约证交所总裁的话，说：“托马斯先生，我们得一起去请教一下摩根先生。”
这两个人想阻止美国金融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恐慌，于是一起到摩根大通集团总部去拜见摩根先生。托马斯先生向摩根和盘托出，他刚说完，摩根就说：“你们回证交所去，告诉大家会有钱的。”
“哪儿有？”
“银行里！”
在那种危急时刻，大家都寄希望于摩根先生，所以托马斯没来得及细问就冲回了交易所大厅，向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伙伴们宣布了死缓的消息。
当天下午快到2：30时，摩根派万·恩伯夫·阿特伯里公司的约翰·阿特伯里来到借钱人面前，大家都知道约翰和摩根大通集团关系密切。听朋友说，这个老券商快速走向资金调度站，举起手，就像牧师在主持一场复活仪式。人群之前听到托马斯总裁宣布的消息，本来已经平静了一些，现在又开始担心救市计划有变，担心事情会变得更糟。但当看到约翰·阿特伯里的面孔，以及他举起的手，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静，只听见阿特伯里先生说：“摩根集团授权我出借1000万美元。请放心，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钱！”
说完，他开始了。他草草记下每个借款人的名字和借款数额，但没说该找谁去借钱，只是告诉借款人：“会有人通知你去哪儿取钱的。”他的意思是说，稍后就会知道哪家银行会放贷给他。
一两天后，我听说摩根先生命令那些吓破胆的纽约银行家们给证交所提供贷款。
“但我们没钱，早就贷光了。”银行们抗议说。
“但你们有储备金啊。”摩根厉声道。
“但我们的储备金已经在法定限额以下了，没法再往外拿了。”他们哀号道。
“用掉！储备金不就是用来救急的吗？”银行们只好遵从，入侵储备金，大约动用了2000万美元。这些钱挽救了股市，把金融恐慌拖了整整一周才来。他真是个爷们，摩根真是个人物。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同样伟大的人了。
那一天是我股票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就在那一天，我的盈利超过了一百万美元。至此，我第一次精心计划的交易战役成功结束。我预见到了一切，一切也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狂野的梦实现了，我做了一天的王！
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要解释一下。在纽约摸爬滚打了几年后，我就常绞尽脑汁地想：为什么15岁的男孩可以打败波士顿的投机行，在纽约证交所却不行呢？到底为什么？我知道，我终将找到犯错的根源，而一旦找到我就不会再错下去，到时候我就不仅愿做对，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做对，而操作正确就意味着权力和力量。
请别误会，这并非一个毛头小伙在白天梦到辉煌，也不是因为我太过虚荣所以在自负地空想。我只是感觉，这个市场，这个在富乐囤公司和哈丁公司让我吃了败仗的股票市场，终有一天会对我言听计从。我一直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而在1907年10月24日，它终于来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这样的：那天早上，一个帮我做过多笔交易又知道我一直在大手笔抛空的券商去了一家银行，这家银行是华尔街最著名的财团的合伙人之一。朋友告诉银行家47说我交易量非常大，我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好运气。但就算判断再准确又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充分利用你的判断？
也许这个券商朋友为了夸张所以言过其词了，也许是那个银行家也是我的粉丝，也许银行家比我更清楚情况有多严重，总之，朋友告诉我：“我告诉了银行家你的理论，说只要再压一两下，真正的大熊市就会开始，整个市场就会崩盘。而银行家一直听得很认真，当我说完了，他说想让我帮他个忙，赶紧给你捎个信。这不，下午我就过来了。”
当证券公司们发现，无论股价多低都没有买进力量了，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把经纪人派去不同的人群中打探消息。啊，一个人也不愿买进联合太平洋。不管多低的价格！你想想看！其他股票也一样，大家都没有钱持股，所以没有人买进。
我有庞大的账面利润，而我确信，只要再放空联合太平洋及其他六支股息较高的公司的股票，仅需各一万股，地狱的大门就会洞开，股价就会被打成齑粉。但我觉得这么干的话，引起的恐慌将会太过剧烈而发生质变，到时政府可能会考虑关闭交易所，就像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那次一样。
这就意味着我的账面利润会暴涨，但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无法套现。另外我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如果我继续蹂躏股市，可能会延迟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复苏。这次复苏可是放血后的大补给。总之，这样的恐慌会伤害整个国家的元气。
我下定决心，既然继续积极放空既不明智也不让人愉悦，那坚持空头也就没什么道理了，于是我转手开始吸进。48不久，我的经纪人就在帮我吸进了。顺便说一下，我买到了底仓价，而同时，银行家把我的朋友叫了去。
“我把你叫来，”银行家说，“是希望你马上去找你的朋友利文斯顿，告诉他今天不要做空任何股票，市场禁不住再施压了。如果他要那么干，就会变成一场毁灭性的恐慌，任何人都回天乏术了。所以，激起你朋友的爱国主义精神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该要为同胞们想想了。请及时告知我他的回复。”
我的朋友马上赶来告诉我。银行家说得很委婉，他一定认为既然我计划粉碎市场，他的要求无疑等于让我白白放弃赚一千万的机会。他知道我非常痛恨那些主力，明知股价会跌反而拉升股价从而把股票倒给股民。
其实，那些主力损失才是最大的，我在底仓价吃进的股票中，很多都来自知名金融巨头。当时我不知道，但这没关系。他来游说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把空头全部平仓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是低价吸入的好机会，如果没人打压市场，我这么干还能帮上点儿忙，股价确实需要恢复了。
所以我告诉朋友说：“请回复×××先生，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其实早在你来之前，我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今天不但不会再放空，还会全力买进。”我信守承诺，当天就买进了10万股，打算长线持有。接下来的9个月我都没有再放空过任何一支股票。
正因如此，我才可以自豪地告诉朋友们，我梦想成真了，我一度成了这里的王。那天的某个点，市场确实很脆弱，一度任人宰割，只要你想下手。我没有自认为很了不起。人们指责我抢劫股市，而且整个华尔街都在谣传并夸大我的操作，听到这些指责，实际上我心里并不好受。你懂的。
我渡过了这场危机，面目焕然一新。报纸上到处在聊拉里·利文斯顿——年轻的“少年杀手”——赚了几百万的消息。当天收盘后，我的身家超过了100万块。但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钞票，而是无形的收获。我做对了：我不仅看得长远，而且制订并遵循了明确的规划。我明白了要赚大钱，必须怎么干。自此以后，我永远脱离了靠赌个股涨跌过活的日子，而是终于学会了在更高层面上更智慧地做交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